有一种信念，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霜，依然滚烫；有一种大爱，化作一粒小小的糖丸，守护亿万儿童的健康，让中华民族挺直脊梁！

    曾几何时，小儿麻痹症如阴霾般笼罩华夏大地，“糖丸爷爷”顾方舟，以科学家的果敢与赤诚、用智慧与奉献，为中国儿童筑起一道抵御脊髓灰质炎的坚固屏障。他在国家需要时时的挺身而出、在艰难抉择时时的勇毅担当、在人生征程上上的如一坚守，不仅终结了小儿麻痹症在华夏大地的肆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业丰功，更铸就了一种薪火相传、熠熠生辉的科学家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含着热泪仰望，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传承。

一、北上取经，果敢抉择讲担当。

    上世纪五十年代，脊髓灰质炎肆虐中国，无数儿童被夺走健康，无数家庭陷入绝望。1959年，顾方舟奉命带队前往莫斯科考察、学习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技术。当时 “活疫苗”与“死疫苗”的技术均已经从美国引入到前苏联，但国际上关于这两条技术路线谁优、谁劣的争论尚无明确定论。索克的灭活疫苗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双盲”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其安全、有效，并获得FDA的上市许可；而萨宾的减毒活疫苗（OPV）由于学界对“毒力返祖”的担心，存在较大争议，美国卫生部门及FDA都不支持萨宾OPV在本土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学习灭活疫苗技术是卫生部明确的任务，继续学习灭活疫苗技术、不去关心OPV，无论研究是否成功，个人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无疑都是最低的。但作为深耕病毒学领域的科学家，顾方舟凭借敏锐的专业洞察力，没有被争论裹挟，更没有考虑可能的责任风险、个人得失，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结合国外临床研究数据、科学原理及中国国情，展开全面、精准的研判，向卫生部提出了中国应该走“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建议。

    这一抉择，彰显了他胸怀祖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体现了科学家特有的专业敏锐与责任担当。顾方舟先生不只是简单地提出“应该走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建议，而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阐述。首先，从国外临床数据来看，顾方舟细致梳理了两种技术路线疫苗的实测成效：灭活疫苗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支撑，其保护率约为80%-90%；接种后可快速产生血清抗体，抗体水平能在短期内达到有效保护水平；但抗体维持时间相对较短，抗体水平在第三次接种后10个月即开始下降，且部分儿童血液中检测不出I型、Ⅲ型III型抗体，需定期加强接种才能保障保护效果。减毒活疫苗虽然没有获得上市许可，但当时已在苏联、拉丁美洲、墨西哥、新加坡、捷克、刚果等多个国家进行了至少600万人的大规模接种，积累了详实的安全性及保护性数据；服用OPV疫苗后有95%的儿童获得保护性抗体；部分接种试点区域发病数降幅超过80%；接种后抗体有效水平维持时间长达4.5-5.5年、肠道抵抗力至少可维持2年，无需频繁补种。

    在此基础上，顾方舟先生进一步从科学原理层面洞察到减毒活疫苗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它能刺激人体产生分泌型IgA抗体，可直接在肠道粘膜形成第一道防御屏障，从根源上阻断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入侵，实现疫苗“预防感染”的最高目标；同时，减毒活疫苗可通过接触实现水平传播，有效扩大群体免疫覆盖面。而灭活疫苗虽相对安全，却只能产生血清抗体，无法形成粘膜保护，且价格昂贵、需多次注射，接种成本极高。

    再看当时的中国国情，更是让顾方舟坚定了选择减毒活疫苗的决心：建国初期，我国医药技术比较落后，现实上无法大规模生产技术复杂、价格高昂、需专业接种的灭活疫苗；当时我国已有十六七个省市出现脊灰蔓延，疫情控制刻不容缓；更关键的是，我国当时适龄儿童（0-7岁）超过2.0亿，如此庞大的群体，国家难以承担多次接种的费用。“减毒活疫苗对我国来讲，是解决小儿麻痹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唯有成本低、易推广、高效能的减毒活疫苗，才能实现迅速全面覆盖，真正遏制疫情蔓延。

    基于详实的临床数据、严谨的科学分析与清晰的国情研判，顾方舟大胆提出中国应走减毒活疫苗技术路线的主张，他毅然向卫生部写信汇报，力陈减毒活疫苗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报告逻辑思维清晰缜密、分析方法科学精准、材料充分系统，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描绘出翔详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图，给审核批准提供了充分、可靠的材料支撑。卫生部通过组织专家讨论、最终研究决定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中国脊髓灰质炎防控指明了正确方向。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二、护“宝”回国，远见卓识显忠诚。

    苏联是首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1950年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在科技、卫生、工业等领域给予我国大量援助，苏联援华156项重点工程，成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依托。 1959年3月顾方舟等4人奉卫生部派遣前往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学习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技术，正是这一时期中苏科技合作的体现！顾方舟在完成既定灭活疫苗技术学习任务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减毒活疫苗研究相关信息及技术。作为疫苗研究的专业人员，顾方舟深知毒种的重要性，于是千方百计通过导师丘马可夫和同学的帮助，获得了研究所馈赠的苏联生产的减毒活疫苗及赛宾OPV原始毒种。

    一次，研究所所长Solovee专门到实验室找顾方舟，说：“顾，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说一说，有些你们了解到的情况，你们看到的资料是保密的”，顾方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的微妙变化，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期，于1959年6月及时将疫苗及毒种送回国内，为我国后续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保障、赢得宝贵时间！    假若顾方舟没有积极去了解减毒活疫苗技术、假若他不主动利用导师和同学关系获取毒种、假若他没在1959年6月及时将毒种送回国内……也许我们将无法获得OPV毒种这一核心资源，我国至少要晚若干年才能研制出OPV疫苗。若疫苗研发严重滞后，数十万儿童将会因感染落下终身残疾，无数家庭将陷入痛苦与负担；病毒传播将从局部爆发暴发演变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导致防控工作完全陷入被动；“脊灰”流行不仅威胁民众生命健康，还会消耗大量医疗资源、拖累当时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正是他这种敏锐的国际视野和担当精神，为我国自主可控的OPV疫苗研发抢得宝贵时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于1959年6月获得毒种、1961年8月即实现规模化生产，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1962年成功研制出OPV糖丸、1965年在全国推广使用，这一举措，迅速扭转了我国脊髓灰质炎防治的被动局面，为我国2000年成为无“脊灰”国家、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方舟将毒种及时护送回国内，绝非简单的科研物资转运，而是他立足时代变局、坚守使命的战略抉择；是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压力背景下，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更是维护国家利益、使命坚守的生动体现。这一举措，彰显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更破解了当时我国脊髓灰质炎防治的困境，其意义甚至远超减毒活疫苗技术路线本身。

三、以身许国，赤子情怀感天地。

    疫苗试制成功后，最关键的临床试验环节充满未知风险。为验证疫苗安全性，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带头服下“一小瓶疫苗溶液”，确认身体无异常后，他做出了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决定----让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儿童受试者！“我是组长，我带头”，“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的孩子去吃，那怎么可以。”这些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一位科学家的科学坚守与无私奉献。他以身试苗、以子试“毒”的壮举，不仅展现了追求真理、科学严谨的务实精神，更诠释了释了无私奉献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家国情怀，成为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精神标杆。

四、精神永续，大爱初心昭日月。

    顾方舟先生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制脊灰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如今，“糖丸”的甜味已镌刻在几代人的记忆里；不朽丰碑，则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一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是顾方舟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顾方舟先生虽已远去，但他曾说：““沈院长，困难是有的，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一定干出成绩来给您汇报。” “总理，我们的疫苗研究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用上，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了”，庄严承诺还在耳边回响！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永远不会褪色，这一精神在当前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为广大党员干部、科研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传承弘扬这一精神，重在学习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赤子情怀；舍我其谁、勇担重任的实干品格；初心不改、甘于奉献的价值追求。

    顾方舟先生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一生一事”的“匠人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让“糖丸爷爷”的精神如明灯般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将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使命、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在业绩，守护好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宁。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姓名：谢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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